期刊精粹 | 邻里变迁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国际研究进展与启示【2022.5期】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城市空间加速扩张，邻里环境变迁日益显著，对居民健康和福祉产生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以欧美国家为主体，先后形成了社会生态理论、“过程—人—情景—时间”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等三大基础。邻里变迁与个体流动经历相互交织，共同影响城市居民健康。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多聚焦在邻里贫困剥夺、可步行性、食物环境和绿化暴露水平的变化等方面，少量探讨了社会凝聚力和失序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对邻里文化（如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社会互动和权力结构等动态性因素关注不足。在机制方面，研究发现邻里变迁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随居住时间的延长而累积，或是“优势累积”，或是“劣势累积”；居民生命早期所在居住地的邻里环境对其生命后期的健康状况有重大影响，该影响具有“滞后性”。建议国内研究加强对多样化的邻里类型和社会群体的关注，深入探索居住分异、空间隔离等新趋向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提高精准施策水平，以此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与人居环境建设。
伴随城市时代的到来，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疾病转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已经超过遗传因素；在我国，城市居民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已从营养不良和以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变为主要与生活相关的慢性病。在此背景下，邻里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载体，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研究的核心空间尺度。
邻里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邻里效应。邻里虽小却非常复杂，其特征和构成均随时间而变化。从一些经典研究如普特南对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研究、桑普森关于社区暴力和犯罪的邻里影响的研究、德斯蒙德对住房和绅士化的研究等可以看出，邻里效应研究已经逐步由实证检验转向过程分析，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国家背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较为缺乏。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仍以静态邻里环境为主，多基于横截面资料。我国城市邻里正经历剧烈转型，空间重构带来邻里关系的深刻变化：居民愈加个体化、原子化，交往日趋表面化、形式化，社会关系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加剧，均对居民健康造成重要影响，因此其研究意义重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也对全球各地城市居民健康造成重大影响。健康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该领域的研究亟待深入展开。
为此，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从理论基础、影响居民健康的邻里变迁因素、影响机制与过程、影响结果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以此为我国的健康城市建设和研究提供建议与参考。
近20年来，邻里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已经发展为跨城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图1）。
注：采用WOS数据库，检索时限定文献发表时间为1999.1.1—2018.12.31，关键词为“neighborhood”“health”“longitudinal/cohort”，检索领域为城市研究、环境研究、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医学和心理学等，筛选出217条文献，对其进行国别统计（Top20）。
以研究框架的发展为脉络，可将该领域的研究归纳为三个阶段。
（1）以人类发展为分析框架的阶段。19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基于个体发展生态学框架（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提出社会生态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从宏观到微观）之中。其中，与个体活动和交往联系最紧密和直接的是微观环境系统，如家庭、学校和邻里等；最远端的宏观环境系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等。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邻里环境影响个体健康的情景效应（context effect），对于时间维度的关注较为不足。
（2）以历时系统为分析框架的阶段。1980年代，基于社会生态理论，学者提出“过程—人—情景—时间”模型（PPCT: 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Model）。该框架强调时间维度的重要影响，时间被明确划分为微观（某些特定时间节点，timing）、中观（一段稳定的时期，periods）和宏观（历时系统，chronosystem）。研究框架强调邻里环境的动态性、多维性，指出邻里变迁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某一时间断面，而且随时间动态变化，具有发展效应（development effect）。
（3）以生命历程为分析框架的阶段。进入21世纪，学者们开始关注邻里对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两极，认为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变老所在的邻里环境决定了个体生命周期的健康轨迹。新框架的突破在于认识到“人”“地”均具有动态属性，邻里变迁和个体的流动性经历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个体全生命的健康轨迹（图2）。2018年在荷兰举办的“第一届生命周期流行病学和空间科学国际研讨会”标志着这一新趋势的出现，即通过学科交叉和多元空间分析手段，研究环境因素对居民全生命健康轨迹的时空影响。
邻里变迁指的是受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邻里各要素发生长期而稳定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可以被描述为邻里生命周期（neighborhood life cycles），包括发生、发展、稳定、衰退、再生等若干阶段。当环境变化逐渐累积，以至发生由自然性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时，就会出现邻里演替（neighborhood evolution）现象，如绅士化等。
对于邻里变迁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是人口迁移视角（内因），强调因邻里内部和邻里间人口迁移所引发的多种属性转变（如人口构成、社会经济、社会网络等）；二是场所与空间视角（外因），强调城市和区域系统动力机制、社会和经济运作机制。总之，内外双重动因的推动造成了邻里变迁（图3）。学者对影响居民健康的邻里变迁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例如鲁根据空间属性将邻里环境划分为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皮尔斯根据影响方式的差异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基于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资源可及性）的因素，如绿地空间、公共服务资源等，以及基于集体社会功能和实践（collective social functioning & practices）的因素，如地方规范、社会资本、社区声誉、犯罪风险；盖斯特则将更大范围的因素纳入研究，包括人口属性、邻里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公民参与、社会资本、邻里情感、建筑特征（类型、设计、功能等）/住房质量、可达性、邻里服务资源和质量、基础设施（道路、街景等）九类。
总体上，影响居民健康的邻里变迁因素可大致归纳为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物理六个方面（图3）。已有研究多聚焦邻里贫困、剥夺、可步行性、食物环境【邻里食物环境（food environment）指食物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质量，常用水果店/蔬菜店/超市/餐馆/快餐店/酒吧等设施的密度、距离和感知评价等来衡量，食物环境与居民饮食行为、慢性疾病和其他健康结果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和绿化暴露水平等要素，少数研究关注了邻里凝聚力和失序，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邻里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如邻里规范、社会互动、权力结构和社区情感等。
在该领域发展的早期，学者多将对邻里效应的认识聚焦于静态环境，关注环境多样性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相对忽视邻里的动态性，尤其是时间维度。时间既指代居民个体的生命历程，也表征邻里的生命周期；既包括时间点，也涵盖时期和历时系统。近期研究开始把目光转向动态的邻里效应，强调过程分析和因果推断以及群体健康差异识别，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认识。
累积性（cumulative advantage & disadvantage）是邻里变迁与居民健康之间最主要的影响机制，指的是个体处于某一环境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形成特定的结果，或是优势累积，或是劣势累积。例如：长期处于贫困的邻里增加了美国女性肥胖的劣势累积风险；而稳定的社区凝聚力可以降低个体抑郁患病率，具有优势累积效应。
不过，累积过程并非持续而稳定的，可能出现突变，部分研究称之为基于转折点的里程碑效应，即某些重要或触发性事件的发生可能改变邻里效应的原有发展轨迹。例如：邻里冲突会降低居民对原有邻里的情感认同和凝聚力，产生心理疾患，甚至造成迁居。部分学者聚焦绅士化，探讨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图4），其中的负面影响如下。
（1）原有的低收入居民会由于住房成本上升而选择向外搬迁，在寻找新居所的过程中，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将对其心理健康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经济压力带来的不利健康结果尤为显著。
（2）绅士化导致邻里服务设施的更新和升级，连锁店和品牌餐馆取代传统的夫妻店和食肆。日常生活的改变、地方依恋的消失、社区体验和情感的弱化、文化和政治控制的转移等不利因素会导致居民健康状况不佳。
（3）较高的住宅周转率导致社会关系脆弱、凝聚力降低、人际暴力事件频繁、非正式社会力量减弱；新旧居民的阶层和种族差异加剧了居住隔离和身份认同冲突。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个体健康的长期发展。
总体上，绅士化是一个超越邻里尺度的、动态的、分阶段的、政治和经济相互交织的过程。已有研究虽详细探讨了文化、社会和物理环境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但对其内在的结构性要素的变化尚缺乏足够关注。
滞后性（delayed effects）指生命早期的邻里环境条件会对居民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健康以及生命末期的健康产生影响，是一种延迟性的反馈，其作用方式包括风险、资源（机会和障碍）和行为选择三种路径。首先，早年居住地的劣势环境会增加居民成长过程中的健康风险。如儿童时期居住在绿色空间匮乏和空气污染严重的邻里，会与居民在生命后期的心理健康和死亡风险（罹患呼吸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有较强的关联性。第二，早年居住地的邻里环境会影响个人发展路径和所获资源。如儿童时期居住在社会资本较高的邻里，可以增加居民未来获得良好教育和职业的机会，进而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有利于个体健康。第三，早年居住地的邻里环境也会影响青春期行为和成年后的生活方式。如儿童时期居住在餐馆、小型杂货店密度较高的邻里，会增加居民成长期的肥胖风险；若居住在暴力频发的邻里，居民成年后出现药物滥用、酗酒以及患抑郁症的概率更高。而且，这种不利影响在居民搬离此类社区后依然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滞后性效应中也存在着关键期（也称敏感性），即邻里环境对某一年龄段居民健康的影响和塑造远超其他年龄段。例如：邻里的物理性（建筑空置、涂鸦、乱扔垃圾）和社会性（帮派问题、街边酗酒和暴力）失序对儿童早期的行为影响尤为显著；建成环境（如烟酒售卖点、步行路网密度、户外康体设施等）对个体成年人早期的饮食行为和体育锻炼习惯确立至关重要；绿色环境暴露对男性心理健康的正面效应在成年早期至中期最为强烈，而对于女性则是在老年阶段的影响更加突出；此外，邻里关系对个体在童年、青春期和老年时期的健康影响均比较显著。
邻里变迁与居民健康间存在两种关系模式：社会因果（social causation）和健康选择（health selective）。前者指邻里环境变化对居民健康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后者指健康影响人口流动，健康优势群体具有更高的向上流动概率，劣势群体则趋向于向下流动（居住自选择），此类流动造成邻里变迁（图3）。考虑到长期邻里变化观测和健康追踪数据获取的难度，部分学者采用准纵向研究（quasi-longitudinal analysis）的思路，通过追踪人群迁移观测邻里变化对健康的影响。
具体而言，一是单组追踪研究，即以迁移居民为研究对象，观测多次搬迁前后邻里环境变化对其健康的影响。二是群组对照研究，即将迁移居民的变化与滞留者的变化作对照。例如：格林等基于英国家庭居住史的面板数据（1995—2008年）开展研究，发现邻里贫困与健康不佳显著相关且存在因果联系；埃克塞特等基于新西兰国民健康电子数据（eNHI）开展研究，发现迁移者比滞留者面临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其中邻里贫困和剥夺是主因，分别提高了10%和45%的疾病风险概率。其实，作为一种社会流动过程，个人居住选择（能动性）本身就是一种邻里效应。例如：健康劣势群体往往迁往与原有居住地环境相似的邻里，造成邻里效应的“复刻”。总之，“邻里变迁的内外动因→邻里变迁的维度和因素→邻里变迁的结果（公众健康）”构成了此类研究的基本逻辑。要厘清邻里与健康的互动关系，不仅要关注近端的邻里变迁与健康的因果关系，而且要关注远端引起邻里变迁的上游因素，实现系统考察。
邻里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因个体或群体特征不同而有所差异，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在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例如：性别和种族/族裔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内生性因素。种族因素所伴随的各类社会经济不平等易被放大，且影响持久：长期邻里剥夺对英国白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高于少数族裔同龄群体；邻里建成环境（杂货店、快餐店和健身房密度等）的变化与美国加州等地白人的身体质量指数（BMI）显著相关，但与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的健康无直接关联。在性别因素上，长期居住在设施匮乏、社区污名化严重、社会支持较低的邻里对女性健康的负面影响相比男性更为显著；贫困、高失业率等邻里环境与男性健康不佳密切相关。另外，邻里可步行性的提高可显著降低男性BMI水平（提高健康水平），但与女性健康无关。
就社会经济因素而言，教育水平、收入和社会阶层具有突出的调节作用。一方面，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物质、权力剥夺、比较心理等路径对居民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悬殊过大会造成邻里内部分层严重，对立阶层的居住隔离直接影响居民健康。随着时间推移，中等地位群体与最高地位群体的健康差异会随年龄增加而扩大，表现出分化效应；而最低地位群体与中等地位群体的健康差异则随年龄增加而缩小，表现出收敛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很难完全剥离不利社会经济地位和劣势邻里环境以探讨其独立影响。桑普森指出，劣势邻里环境多与低收入、少数族裔在地理上的孤立相重合；这些地区同样也是婴儿死亡率、低出生率、传染病高发的地区。
邻里变迁不仅直接影响着个体生理和心理，也间接影响着与健康相关的居民行为。表1展示了相关研究结果：邻里变迁与居民患慢性疾病（尤其是肥胖、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抑郁和焦虑等的风险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长期居住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邻里，居民患慢性疾病和抑郁的累积风险更大；邻里绿化水平与老年死亡风险和抑郁水平呈负相关，长期接触绿色环境可促进寿命的延长；相比于邻里变迁导致的饮食环境和饮食行为（如高脂食物的过量摄入）的改变，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体力活动减少是造成居民健康不佳的主因。除体力活动外，酗酒、吸烟等也是目前主要关注的健康（或非健康）行为，它们是联结邻里环境变化与居民健康的中介因素。
就影响结果而言，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1）优势/劣势累积，即与所处初始邻里环境相关的优势或劣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断地累积，从而对个体或群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已有研究多侧重相关分析，强调对两种影响结果的识别和检验（或不显著），对于内在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的关注不够（表1）。
表1 邻里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2）非对称性影响，即一定时期内某些邻里变迁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影响系数出现不均等变化。研究侧重过程分析，强调累积的波动性和异质性。例如已有研究发现邻里剥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强度会随着居住地的剥夺水平而变化，剥夺水平越低，影响强度越弱，由此造成累积效应的上下波动。
（3）混合影响，即特定邻里变迁因素对居民健康产生多种性质的影响。典型案例是绅士化对原居民健康的消极影响。不过，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绅士化也能增强居民的集体效能，降低社区凶杀犯罪率等，对健康具有保护作用。对美国城市的实证发现，绅士化与居民自评的健康关系并不显著。史密斯考察了1994—2005年芝加哥的三种绅士化形式（人口搬迁、私人投资和国家政策干预），发现社区新迁入的白人比例越高，社区内帮派谋杀风险越低；咖啡馆密度的增加也可抑制犯罪的发生；相反，公共房屋的拆除显著增加了帮派谋杀风险。这些结论的差异可能源于地域性、邻里背景（尤其是种族构成）、变量设置和计量方法等的不同。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探讨了城市邻里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从理论基础、影响因素、机制与过程、影响结果入手，总结和归纳了实证发现和经验规律，希望以此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建议。
已有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不仅关注了邻里变迁对居民健康的长期影响，而且深入探讨了邻里变迁的特殊阶段。不过，这些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一是缺少对邻里情境的系统分析，主要表现为偏重邻里内部环境的探讨，较少关注邻里之外的宏观进程。未来研究应尝试将城市乃至区域尺度纳入研究框架，对结构性因素予以更多考虑，在多尺度视角下进一步解析邻里变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二是忽视了空间外溢问题。例如：一个邻里的长期失序（如公共场所酗酒、打架、毒品交易）可能产生激化作用，导致附近邻里的无序和混乱，进而影响周围居民的健康。此外，邻里变迁的具体影响过程如何？空间扩散效应如何产生？发生机理如何？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可通过深化人—地互动模拟系统（如ABM模型等）进一步探讨时空动态机制。
城市邻里【研究中常存在“邻里”与“社区”的概念争辩，二者既紧密相关又存在细微差别。广义而言，二者定义相近，地域性和社会性是二者的共性特征。狭义而言，《国际人文地理百科全书》指出，“群体性”与“个体性”是社区与邻里二者主要概念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方关于社区/邻里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西方学者多采用邻里（neighborhood）一词，强调内部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居住自选择行为。国内学者多采用社区（community）一词，强调地域和社会生活共同体，关注非家庭成员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以及人地情感等。本文重在讨论邻里/社区变迁的多方面过程，基于广义概念，既包含地域性（物质空间），也涉及社会性（社会空间），故并未将二者作严格区分。为保持与前文一致，多使用“邻里”一词，但在引述他人成果时，仍沿用原文用法】变迁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重要现象，经历了从传统的单位社区、街道社区逐步瓦解，新社区形态不断涌现的历史过程。邻里变迁受内、外双重动因的推动，城市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房产市场分化、产业调整和工业区开发是我国的主要外显因素；人口流动和居住消费分层是深层次隐性内因，导致中国邻里变迁呈现独有特征和发展趋势。一方面，邻里形态由单一类型转向多类型，出现商品房社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城中村/城市边缘社区、老城街坊社区、工业居住混合区、保障房社区等。另一方面，邻里构成愈加均质化，居民依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家庭结构、户籍、住房所有权等方面的差异向各类社会空间集聚，居住分异、空间隔离趋势显现。此外，居民的地方感知有脱嵌趋向，出现“乡愁”和归属感的缺失。伴随着原有集体生活方式的消逝，大规模新建和旧城改造下的地方归属感难以沉淀。这些新变化的出现，势必会对居民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结合我国邻里变迁特点，建议未来研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聚焦多样化的邻里和异质性的社会群体。低收入者、流动人口多聚居在弱势邻里，如保障房社区、城中村等，邻里环境更为脆弱，与本地居民的对比研究也需进一步拓展。随着贫困聚集、失业、收入分层、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涌现，对居住者的身心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此外，隔离和空间分异与心理歧视之间往往存在密切的联系，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将对居民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已有研究比较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发展水平变化差异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但案例分析仍不充分。
其二，加强地方性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一方面，重视家庭化迁移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立足于本土特征，加强对家庭生命周期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聚合与生计安排下的迁居，环境变化对随迁老人和儿童健康的影响的关注，并提出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框架，增强理论解释力。另一方面，加强邻里变迁与居民患慢性疾病、呼吸性疾病和交通意外伤害的关系研究。这三类风险是我国城市居民死因贡献率最大的因素（排名前十），对这些地方性健康问题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其三，关注居民对地方的情感变化特征及其健康影响。随着增量空间扩张与存量空间优化的同步推进，居民与空间的情感联系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一步关注居民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和地方依恋等对其健康的影响。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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